今年，大学老师们普遍感到比往常更累。不是因为教学任务加重，而是在于不少教师都分配到了学校的实践任务，要求带领学生的创业团队进行创业实践。根据教育部在去年12月发布的《做好全国2016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从2016年起全国所有的高校都要设置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开设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纳入学分管理。此政策大半个学期推行下来，不少一辈子待在学校、与市场少有接触的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之外还被迫当了几个月的青年创业导师，落得个不伦不类。
更有意思的是这则通知的用词。据媒体报道，该通知还规定，除了创业课程的开设，大学校园还要大力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创业俱乐部、创业论坛，要拿出一定比例的奖学金用于表彰创业突出的学生和团队。由此，不少学校下发了对于教师的相关考核指标，老师必须要带领学生进行创业实践。考核还挺严格，创业项目如不达标，教师将扣减绩效和补贴等等。
这些规章的遣词造句不觉让我联想到了1958年写在政治宣传文字里的内容，例如“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等。那是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年代，由于国家的钢产量定得过高，国营工厂里的炼铁炉都不够用了，于是只能发动群众，大规模普及民间土法炼钢。只见全国各地纷纷竖起了炼钢的土炉子，日夜兼程、全民炼钢。没多久，有人发现土炉子其实产不出优质钢铁，只能炼出毫无价值的黑色铁疙瘩。之后，有关部门又发表文件鼓励士气民心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九十九个都应当向它学习。”
按照这个逻辑，我的观点就显得非常“政治不正确”——有人会用相似的语调说，“全国这么多大学生创业项目，不可能每个都成功嘛。即使只有一个成功，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的都该向它学习。”此言倒是很具有正能量，但我们真的能用这个视角来看创业吗？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钢铁早已从“赶英超美”的一项指标变成了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领域。于是乎，不再鼓励炼钢，而是鼓励转型，怎么转？首先企业职工就要转岗，其次经营业务还要升级。和过去一样，指望靠国家几百亿经费补贴的“僵尸企业”自动完成转型转岗，太不现实；而民企目前处境不佳，自顾不暇，无力他顾。转型转岗的重担就这样被寄望到了还没有走向企业和就业岗位的大学生。然而，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所有关于大学生掀起火热创业潮的新闻报道都不约而同提到这一现象背后的大环境：“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大学生创业者数量因此随之增加。”这释放出了一个无奈而可悲的信号：大学生创业的“土法炼钢”，实在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办法。
众所周知，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都在上涨。据教育部的统计，2016年大学预计毕业人数在770万人以上。加上往届没有找到工作的和社会失业人员，全国今年大约会有一千万人在就业市场争夺饭碗。这个哄乱的市场不仅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反而还在进一步萎缩。近期的一份报告警告，随着产业转型和经济寒冬的到来，会有超过七百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一边是七百万的大学生进入职场，另一边是大致相同数量的就业岗位消失，就业形势的严峻不言自明。要想最大限度地消化这些可能无法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让毕业生自己创造就业岗位，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
关键的问题来了，那就是要实现减轻就业压力的这个目的必须要保证创业成功率很高。但“土法炼钢式”的大学生创业靠谱吗？
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创业成功者仅占少数，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创业的人数，也仅占大学生总人数的小部分。创业教父俞敏洪曾经吐槽说，中国大学生创业项目95%没有创新，他没直接说的是，即使在这5%具有创新的项目中，真正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少得可怜。即使在少数靠谱的项目中，又有哪些成功事例呢？打开新闻网页，媒体报道中的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新闻无非是：某名牌大学生创业卖牛肉米线、某海归大学生回国开火锅店、某美女大学生利用社交网络代购化妆品等等。媒体为公众塑造的大学生创业案例，多为鸡鸣狗盗的项目，甚至连项目二字也谈不上。不就是出来自己单干、做个体工商户吗？如果这也算创业，请问还有什么不是创业呢。
河北大学生创业团队，利用大数据卖家乡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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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使用这种装饰性的语言，并以此自我陶醉，例如把“做点小生意”故意说成更高大上的“创业”。但事实上，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恰恰反映出了当下创业者日渐失衡的心态。大学生创业的初衷为何？这当中颇为微妙。
根据国内某研究机构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情况报告》，目前本科院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平均为3773元，并且近三年内没有明显的上升。而将要毕业的大学生对于第一份工作的薪酬期待却平均高达5510元。无疑，这当中存在比较大的落差。有不少在大学阶段着手创业的学生其实是对于未来工作的预期收入不满意，而自己又在财富上求成心切，渴望迅速致富，于是有许多人抱着这样的目的开始了在校期间所谓的创业。
记得某知名学府的教授曾告诫座下学生：当你四十岁时，没有四千万身家不要来见我。最近有人把这段话又翻出来批评了一番，可是我倒是觉得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在高校师生对于金钱和财富的态度。那就是绝对的实用主义，绝对的效率至上。从实用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发动大学生创业的初衷，就十分明显了——广撒网才能多网鱼，创业的基数大了，即使创业成功率很低，但最后成功的绝对数量也会因基数的庞大而显得为数众多。换言之，当一个社会鼓励全体学生投身到能赚四千万的事业时，最后真能赚到四千万的人会相应比较多，这不是因为教育的成功，而仅仅是因为干这件事情的人基数较大。创业的成功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而这却很不公平地自动屏蔽了大部分的创业失败者。
说说失败：有关创业公司死得快的说法已经非常多，我没必要再多说。比如流行的创业公司半数活不过五年，以及大学生创业失败率95%等等数据，已经在不断提醒我们创业的高风险。Funders and Founders网站发布的调查显示，创业者第一次创业成功率只有12%，第二次创业成功率为20%。看来创业诚如雷军所言，是九死一生的勾当。而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他们面对高风险、承受高风险和高压力的能力又如何呢？我至今并没有看到一个可靠而准确的答案。
大学生的创业大潮和严峻的现实使我想到硅谷的创业教父保罗·格雷厄姆在大约十年前对创业者做过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里鼓励听众说：“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人能获得成功，会变得非常富有，只要你能熬过初创公司最艰难的时期……”随后，他谈到了自己的YC孵化器所参与的几个创业项目，并在演讲快结束的时候告诫创业的年轻人：不要一边在学校念研究生一边进行创业，待在大学念书只会大大降低你创业成功的几率。念书的唯一作用是让创业者分心，给他们造成一种“我一直都在做事情”的错觉，因而并不会把全部身心放进创业项目中，这必然会带来失败的危险。相反，大部分创业成功者，几乎是全身心投入创业项目，把自己逼退到与项目共存亡的地步，然后，坚持、坚持再坚持，运气好的话，最后会获得成功。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转述格雷厄姆这段话绝对不是打鸡血，而只是叙述了一个简单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大学与创业两者根本而言是矛盾的。学术研究的基本节奏是讲求缓慢、渐进、准确、严谨；而创业的本质是短期的资本集群效应，要求迅速、密集、灵活。这里存在一道泾渭分明的时间线，前者是悠长缓慢的，后者则是绝对的效率至上、讲求速度。我实在不理解今天我们把本质上不同的高校与创业二者结合到一起并大规模推广，意义何在。
关于中国大学生在创业基本素质和条件上的硬伤，我在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谈过（详见《大多数大学生没有达到创业门槛》一文）。客观而言，中国跟美国、以色列等创业大国相比，无论在营商环境还是创业者自身素质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亚洲，日、韩、新加坡等国的国家创新指数也排名在中国以前。所有这些国家却都没有依靠行政手段推出如此大规模的全民创业行动和大学生创业计划。而我们在经济转型的压力之下，贸然进行“倒逼创业”的运动，无疑是把这个国家年轻人置于了一个尴尬而不安的境地。
我在某大学新修的“创客空间”里写下了这篇文字。这里其实是一家还带着装修味道的咖啡馆，但除了名字，我实在不清楚它与真正的创业有多少关系。另一个问题我也无从知晓答案：那就是如果这场创业潮最后失败，这个社会将为此付出什么作为学费？
更有意思的是这则通知的用词。据媒体报道，该通知还规定，除了创业课程的开设，大学校园还要大力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创业俱乐部、创业论坛，要拿出一定比例的奖学金用于表彰创业突出的学生和团队。由此，不少学校下发了对于教师的相关考核指标，老师必须要带领学生进行创业实践。考核还挺严格，创业项目如不达标，教师将扣减绩效和补贴等等。
这些规章的遣词造句不觉让我联想到了1958年写在政治宣传文字里的内容，例如“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等。那是发动群众大炼钢铁的年代，由于国家的钢产量定得过高，国营工厂里的炼铁炉都不够用了，于是只能发动群众，大规模普及民间土法炼钢。只见全国各地纷纷竖起了炼钢的土炉子，日夜兼程、全民炼钢。没多久，有人发现土炉子其实产不出优质钢铁，只能炼出毫无价值的黑色铁疙瘩。之后，有关部门又发表文件鼓励士气民心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九十九个都应当向它学习。”
按照这个逻辑，我的观点就显得非常“政治不正确”——有人会用相似的语调说，“全国这么多大学生创业项目，不可能每个都成功嘛。即使只有一个成功，那就很好，就算插上了红旗，其余的都该向它学习。”此言倒是很具有正能量，但我们真的能用这个视角来看创业吗？
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钢铁早已从“赶英超美”的一项指标变成了产能过剩最严重的领域。于是乎，不再鼓励炼钢，而是鼓励转型，怎么转？首先企业职工就要转岗，其次经营业务还要升级。和过去一样，指望靠国家几百亿经费补贴的“僵尸企业”自动完成转型转岗，太不现实；而民企目前处境不佳，自顾不暇，无力他顾。转型转岗的重担就这样被寄望到了还没有走向企业和就业岗位的大学生。然而，一个无奈的事实是，所有关于大学生掀起火热创业潮的新闻报道都不约而同提到这一现象背后的大环境：“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大学生创业者数量因此随之增加。”这释放出了一个无奈而可悲的信号：大学生创业的“土法炼钢”，实在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办法。
众所周知，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都在上涨。据教育部的统计，2016年大学预计毕业人数在770万人以上。加上往届没有找到工作的和社会失业人员，全国今年大约会有一千万人在就业市场争夺饭碗。这个哄乱的市场不仅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反而还在进一步萎缩。近期的一份报告警告，随着产业转型和经济寒冬的到来，会有超过七百万个工作岗位消失。一边是七百万的大学生进入职场，另一边是大致相同数量的就业岗位消失，就业形势的严峻不言自明。要想最大限度地消化这些可能无法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让毕业生自己创造就业岗位，减轻社会的就业压力。
关键的问题来了，那就是要实现减轻就业压力的这个目的必须要保证创业成功率很高。但“土法炼钢式”的大学生创业靠谱吗？
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创业成功者仅占少数，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创业的人数，也仅占大学生总人数的小部分。创业教父俞敏洪曾经吐槽说，中国大学生创业项目95%没有创新，他没直接说的是，即使在这5%具有创新的项目中，真正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少得可怜。即使在少数靠谱的项目中，又有哪些成功事例呢？打开新闻网页，媒体报道中的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新闻无非是：某名牌大学生创业卖牛肉米线、某海归大学生回国开火锅店、某美女大学生利用社交网络代购化妆品等等。媒体为公众塑造的大学生创业案例，多为鸡鸣狗盗的项目，甚至连项目二字也谈不上。不就是出来自己单干、做个体工商户吗？如果这也算创业，请问还有什么不是创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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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使用这种装饰性的语言，并以此自我陶醉，例如把“做点小生意”故意说成更高大上的“创业”。但事实上，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恰恰反映出了当下创业者日渐失衡的心态。大学生创业的初衷为何？这当中颇为微妙。
根据国内某研究机构发布的《大学生就业情况报告》，目前本科院校毕业生毕业半年后的月收入平均为3773元，并且近三年内没有明显的上升。而将要毕业的大学生对于第一份工作的薪酬期待却平均高达5510元。无疑，这当中存在比较大的落差。有不少在大学阶段着手创业的学生其实是对于未来工作的预期收入不满意，而自己又在财富上求成心切，渴望迅速致富，于是有许多人抱着这样的目的开始了在校期间所谓的创业。
记得某知名学府的教授曾告诫座下学生：当你四十岁时，没有四千万身家不要来见我。最近有人把这段话又翻出来批评了一番，可是我倒是觉得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在高校师生对于金钱和财富的态度。那就是绝对的实用主义，绝对的效率至上。从实用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发动大学生创业的初衷，就十分明显了——广撒网才能多网鱼，创业的基数大了，即使创业成功率很低，但最后成功的绝对数量也会因基数的庞大而显得为数众多。换言之，当一个社会鼓励全体学生投身到能赚四千万的事业时，最后真能赚到四千万的人会相应比较多，这不是因为教育的成功，而仅仅是因为干这件事情的人基数较大。创业的成功率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而这却很不公平地自动屏蔽了大部分的创业失败者。
说说失败：有关创业公司死得快的说法已经非常多，我没必要再多说。比如流行的创业公司半数活不过五年，以及大学生创业失败率95%等等数据，已经在不断提醒我们创业的高风险。Funders and Founders网站发布的调查显示，创业者第一次创业成功率只有12%，第二次创业成功率为20%。看来创业诚如雷军所言，是九死一生的勾当。而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他们面对高风险、承受高风险和高压力的能力又如何呢？我至今并没有看到一个可靠而准确的答案。
大学生的创业大潮和严峻的现实使我想到硅谷的创业教父保罗·格雷厄姆在大约十年前对创业者做过的一次演讲，他在演讲里鼓励听众说：“你们当中有一半的人能获得成功，会变得非常富有，只要你能熬过初创公司最艰难的时期……”随后，他谈到了自己的YC孵化器所参与的几个创业项目，并在演讲快结束的时候告诫创业的年轻人：不要一边在学校念研究生一边进行创业，待在大学念书只会大大降低你创业成功的几率。念书的唯一作用是让创业者分心，给他们造成一种“我一直都在做事情”的错觉，因而并不会把全部身心放进创业项目中，这必然会带来失败的危险。相反，大部分创业成功者，几乎是全身心投入创业项目，把自己逼退到与项目共存亡的地步，然后，坚持、坚持再坚持，运气好的话，最后会获得成功。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转述格雷厄姆这段话绝对不是打鸡血，而只是叙述了一个简单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大学与创业两者根本而言是矛盾的。学术研究的基本节奏是讲求缓慢、渐进、准确、严谨；而创业的本质是短期的资本集群效应，要求迅速、密集、灵活。这里存在一道泾渭分明的时间线，前者是悠长缓慢的，后者则是绝对的效率至上、讲求速度。我实在不理解今天我们把本质上不同的高校与创业二者结合到一起并大规模推广，意义何在。
关于中国大学生在创业基本素质和条件上的硬伤，我在以前写过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谈过（详见《大多数大学生没有达到创业门槛》一文）。客观而言，中国跟美国、以色列等创业大国相比，无论在营商环境还是创业者自身素质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即使在亚洲，日、韩、新加坡等国的国家创新指数也排名在中国以前。所有这些国家却都没有依靠行政手段推出如此大规模的全民创业行动和大学生创业计划。而我们在经济转型的压力之下，贸然进行“倒逼创业”的运动，无疑是把这个国家年轻人置于了一个尴尬而不安的境地。
我在某大学新修的“创客空间”里写下了这篇文字。这里其实是一家还带着装修味道的咖啡馆，但除了名字，我实在不清楚它与真正的创业有多少关系。另一个问题我也无从知晓答案：那就是如果这场创业潮最后失败，这个社会将为此付出什么作为学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