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
圈子的增多与细化,跟社会本身的开放度和容忍度有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一人世间洋溢着真假、善恶、美丑,需要人们求真、惩恶、尚美。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而是任其发展,假恶丑一视同仁。这样的好人主义,权高者毁国,权低者坏事,无权者毁己。秦朝末年,弄权者指鹿为马,好人主义者不予反对,让秦始皇计划万年的江山二世没搞完,就让刘邦项羽翻了天。各种法制原则,好人主义者变通执行,让法制原则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结果腐败丛生、怨声沸腾。好人主义者,以惺惺作态的模糊态度,让真善美孤独成长。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种言论形式,对于纠正、提醒言行不当,具有关键时刻醍醐灌顶的神奇作用。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一味表扬或沉默,让错误如野草疯长,还让当事人觉得这是秋收丰年的节奏。在这里,好人主义者就是温水,让错误横行霸道如青蛙,最终毁掉的是青蛙。好人主义者,不会说忠言,只有蜜语或谗言或无言,结果让大局成为乱局、败局。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将人类社会最崇尚的民主与集权统一,各自得到体现。许多宏伟大业成于民主集中制,远的有大唐时代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纳谏之民主之集中。近的有我党从1921年到1949年之间300万名共产党员用无畏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和共和国政权,之所以能如此,民主集中制凝聚了党心民意。好人主义者不发挥民主之作用,也不做实集中之实,而让民主不充分,让集中不科学,使民主集中制走了形式,搞了过场。
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害己。这种利己是短期利己、长远害己。好人主义者内心都有以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小算盘,都有以不得罪人为基本出发点的处事哲学,在他们眼里人际关系的利我大于一切,什么组织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统统不值一提。其实,好人主义者是猢逊,而组织、国家、民族利益是大树。大树未倾,猢逊可得短时安宁,一旦倾倒,猢逊只能“鸟兽散”。说到底,好人主义就是私与公关系的利私选边站队。在好人主义者内心深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只是被暂时性、表面性的做派掩盖了。每个好人主义者都是个人利益唯我独尊的虔诚信徒。
好人主义既然如此多的坏处,何以被许多人深信笃行?这是因为,好人主义能够不得罪人,能够不树敌,能够规避矛盾锋芒,坐收“鹬蚌相争,黄雀在后”之利。此利在好人主义者看来,是民心所赐,而此民心是好人主义的实践结果。其实,此民心是好人主义庇护的小集体民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民心。欲以好人主义得民心,实属不掘井引泉止渴而迷恋饮鸩止渴之举,非也,悲也。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轻道义的庸俗哲学,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总书记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党章第42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这个责任不能光说不练,要体现在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要体现在决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敢于批评、敢于斗争,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高尔基有言,“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就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万事严中求,严师出高徒,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也是一样,“好人主义”出不了好干部。要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作为常态,抓早、抓小、抓始、抓细,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当碰硬较真的“铁匠”,不当睁只眼闭只眼的“木匠”。如此,对干部本人利莫大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利莫大焉。
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二干部身上出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时,及时提醒、批评、制止,防病于未发,治病于未起,是我党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正是靠着这一“法宝”,严在平时、严在经常,修枝打叶、纠偏纠错,治患疾于“未”,断诱惑于“始”,绝蜕变于“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致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等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日用品”成为了“稀缺品”。有的对干部身上出现的“小毛病”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该拉脸时拉不下脸,该下手时下不了手。等到出了“大问题”,能捂则捂、能盖则盖,处理上能松则松、能宽则宽,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弄得保护错误的力量大过伸张正义的力量”。
严是爱,宽是害,松松垮垮出灾害。干部出现违纪违规苗头时,如果得不到“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就会由最初的“疾在腠理”“疾在肌肤”,演变为“病在骨髓”“病入膏肓”。大量案例已经揭示,一些干部之所以出现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自由落体”,往往与这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人主义”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没有问题,就继续在问题丛生的漩涡中沉沦。就算有人考虑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说出了问题所在,但要解决问题就需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的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下场。所以,即便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了,那还是拖着吧。谁也不容易,谁也不得罪,问题不解决,自己也没啥损失。“好人主义”盛行的原因是组织中存在“老好人”,“老好人”就是好好先生,什么样的人都说他好,他跟谁都合得来,并且这种“老好人”有时候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
要解决“好人主义”的问题,首先需要认清“老好人”的嘴脸。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喜欢当“老好人”,博得大家对他的一致赞扬。有人把“老好人”归咎于孔子身上,他们认为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就让人做“老好人”。这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实孔子批判过“老好人”,我们来看看《论语·子路》里孔子的弟子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中体会到孔子对于“老好人”的鲜明态度:“老好人”不咋地!如果一个人混得大家都讨厌他,这个人无疑有问题;但一个人混得大家都喜欢他,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善良的人喜欢他,邪恶的人讨厌他。一个人如果善良的人喜欢他,说明他跟善良的人走得比较近,有善良人的特质。如果邪恶的人也喜欢他,说明他跟坏人也走得比较近,又有坏人的特征。那么,这个人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什么坏人,可更不是什么好人。那么,他是一个伪善的人,也就是伪君子。孔子还对这种人有一句经典的臭骂:“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就是全村人都说他好的人,孔子把这种人叫做“道德上的贼人”。这种八面玲珑的“老好人”,是在利用道德伪装偷偷得好处的人,像小偷一样。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对待身边的“老好人”呢?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孔子说,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有人都讨厌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以,我们要认清“老好人”的真面目,要敢于当面提出“老好人”的问题,让这种“老好人”没有市场。
要消除“好人主义”,就要大力发扬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有效地解决党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使得党员能快速成长起来。但这种优良作风在个别地方被异化成“表扬与自我表扬”,或者谈一些表面的、无伤大雅的问题,不去讨论真正的问题。如此,党员个人不能真正认识到错误,积极改正、获得成长,所在的党组织也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所以,要消除“好人主义”,关键还在于落实《条例》的规定,问责“老好人”不负责、不担当的责任,让“好人主义”没有生存的土壤。
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三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好人主义”并不鲜见,这些人有很多共同点,将虚头巴脑当“忠诚”,具体来说,“好人主义”主要有以下四副面孔:
不作为型
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
讲求“混”,工作马马虎虎则可,表现勉勉强强为上,上不得罪领导,下不招惹同事,办公室里看看报纸,工作时间喝喝茶水,终日精神不振、思想涣散,在他们看来工作不是干出来的而是混出来的,因为就是这种混的思想让他们得到很多人的好评以及领导的赏识,既不会被同事嫉妒,又不会被领导“拔刺”,他们成了标标准准的“老好人”,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安安稳稳拿工资,而唯一的工作也是安安稳稳拿工资。
粉饰太平型
遇到矛盾绕道走、碰到困难往后退。
发现同志有是非过错,宁愿说些奉承话,也不肯“拉拉袖子提个醒”,该批评的不批评,该劝阻的不劝阻,该制止的不制止,最后使得有错误的同志执迷不悟,错失改正错误的良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
曲意奉迎型
这种人见了上司弯腰如虾,柔声如猫,即使不在口头上说自己是孙子,也要在精神是自贬三辈。
遇事随声附和,对上级的工作不作辨别,不提意见,口中常挂的就一句话“您哪说我哪办”,有时明知上司有错,也不纠正,不制止,不提不同意见,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前程。有的更是唯唯诺诺,刻意奉迎,如果上司说轮船能在天上飞,他便会说轮船在天上比飞机飞得还快还好。这种人时时处处迎合上司心理,让上司很受用。
相互利用型
有心“栽花”,无意“栽刺。
为了进退自如、升迁有余。他们就象水中的鱼儿一样,上边能游下边也能游,领导面前“抬轿子”,下属面前“吹哨子”,两头逢迎两头惹,不但是领导眼中的“好下属”,而且是下属心里的“好领导”,在善“游”者的观念中,出不出成绩没有关系,反正只要“轿子”抬的好,领导就会提拔,只要“哨子”吹的响,下属就会拥护,就算偶尔犯点错误,也有领导庇护、下属求情。
党教育培养一名党员干部不容易,如果对其成长不负责、不担当,不敢批评、不敢问责,导致党员干部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思想作风方面出了问题,党组织多年的培养和本人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毁于一旦。
所以,一定要彻底铲除“好人主义”。
在王岐山看来,问责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人主义作祟,有关部门和领导干部不愿得罪人,往往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这种做法在《问责条例》颁布后就要行不通了,因为《问责条例》释放了新的信号:对不敢问责的也要问责。
如何实现对不敢问责的也要问责?
很简单,《问责条例》为打通“能上能下”渠道做出了完美“助攻”,让“干坏事要下台,不干事要下台,干不好事也要下台”。
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对干部“能上能下”做出了专项规定。从聚焦“不正、不为、乱为”三大为官问题,到调整十种“不适宜任现职”干部;从增加五项对领导干部的问责情形,到明确六种干部“能下”的渠道,让无数领导干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而近日开始执行的《问责条例》,堪称是治庸、治懒、治散的点睛之笔。